冰壁上的“攀登者”

陈晨小心翼翼地迈开步子，脚上的高山靴死死地钉在冰壁里，手中的冰镐牢牢地凿进岩壁。在珠穆朗玛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带的30%，她必须时刻小心，哪怕是两米落差的跌落，都会让人失去生命。

突然，“噌”的一声，次仁旦达的眼前晃过一个黑影。他本能地伸出手去，牢牢地拽住坠落的黑影。原来，陈晨的冰爪突然松动，她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向一侧的悬崖跌去，好在队友次仁旦达及时发现。“现在想起这件事，依旧觉得挺后怕的。”陈晨说。

陈晨是我国第一位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女大学生，是中国地质大学师生登山队的一员，她有着小麦色的皮肤，谈吐中带着异于同龄人的沉稳干练。

她所在的登山队有着让每一位队员骄傲的历史。2019年国庆档热映的电影《攀登者》中，1960年，登山队队长方五洲和队友成功登顶珠峰，成为世界首位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同时也是中国首位登上珠峰的登山运动员。方五洲的原型，正是原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队员王富洲。

这支登山队成立于1958年3月，60多年来，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为国家培养、输送了王富洲、袁扬、丛珍、李致新、王勇峰、次洛、袁复栋等一大批优秀登山运动员，被誉为中国登山事业的“黄埔军校”。

半个多世纪过去，陈晨、次仁达旦、何鹏飞这些年轻队员来到登山队，接过了前辈的衣钵，也接过登山这项极限运动的生死考验。

2012年5月，中国地质大学师生登山队正式开始实施“7+2”登山科考计划。这两个数字代表着极限探险的最高境界——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并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同时还要进行科学考察。

这不是一个只靠一腔热血就能完成的计划。登山队不聘请登山协作，一切物资和安全保障靠自给自足。“这对每位队员的身体素质、登山技能和应变能力是非常高的考验。”地大登山队队长董范说。

每到登山前的素质训练周期，这支队伍就成了学校操场最早的访客。每天早上6点，队员们准时到操场开始训练。遇到下雨天，训练方式也要随机应变——利用12层的教学楼，队员们不停地上下爬楼梯，连续不间断训练90分钟。

“高海拔的环境下，人的反应会慢半拍，所以需要大量技术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地大登山队员何鹏飞说。每年1月，登山队定期到攀冰基地进行技术培训。

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16点，垂直的冰瀑上“悬挂”着训练的地大登山运动员。何鹏飞还记得，刚开始攀冰训练时，他的两只脚上各拖着5斤重的靴子和冰爪，笨拙地在近乎垂直的冰壁上反复练习着踢冰的动作。在重复无数次的踢冰动作中，突然有一下，当脚落到冰上的一瞬间，针扎一般的疼痛从脚趾传来。他忍着疼痛艰难地坚持到训练结束，脱下冰靴，才发现大脚趾的指甲盖踢翻了。第二天，何鹏飞按时来到训练场，走路时一瘸一拐。

“高强度的训练也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以便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登山环境。”负责登山队员训练的指导老师李伦说。

没有真正经历过高山的人，无法想象山顶环境的严酷。在攀登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时，何鹏飞只是在即将登顶前拉下面罩和队友说了一句话，他的脸颊马上被冻得通红，此后的半年里，被冻伤的部位一直没有知觉。

文森峰用极寒和狂风考验着登山者。每秒20米的风速能让人真正体验到什么是“风刀霜剑”，隔着厚厚的登山服，大风留在皮肤上的触感依然像“刀子打在身上”。不过，和风暴比速度，在强风中“舞蹈”，对于登山队员来说再平常不过。经历过生死较量，队员们回到文森峰大本营后，营地管理员感叹道：“你们太惊人了！之前从没见过有人在每秒20米的风速下还能登顶。”

在登山队徒步前往北极点途中，气温零下40多度，冰裂缝一个接着一个。保暖羽绒衣、面罩和雪镜扛不住刺骨的寒风，所有人的衣领上全是冰晶。休息时间，队员们掏出早上出发前做好的三明治。三明治从里到外冻得结结实实，一口咬下去，半口冰碴子。

前往极点不是登山队唯一的目的，他们还要采样、测量、记录。科考采集的样本需要拍照记录下来，队员们刚掏出焐热的手机，调到相机模式，带着手套的手已经冻麻了，勉强快速拍了两张照片，手机就被冻关机了。为了保证完成科考任务，队员们自己舍不得用暖宝宝，全部贴在科考测量仪器上。“仪器可比我们金贵。”何鹏飞笑着说。

海拔极高的地区是生命的禁区，一旦有生物踏足这地理环境、气候环境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的地域，脆弱的生命就暴露在极度危险的环境里。因此登山必然成为一项需要通过团队协作保障安全的运动。

无兄弟不登山，登山过程中，登山队员通常采取结组攀登的方式，每位队员都将各自的安全带栓到同一条主绳上，一根绳索就联结着整个登山队的安危。这是为了抵御强风、防范有队员落入冰裂缝。地大登山队从文森峰下撤时，呼啸的风声和脚踏在冰面上的声音仿佛多重奏的《十面埋伏》。何鹏飞突然听到“咣”的一声，队员们下意识地拉紧绳子转身查看，一名队员掉进了暗裂缝中，大腿根部已经陷了进去。两边的队员飞快地提拉绳子，掉进裂缝的队员这才脱险。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高山，山顶就是理想的巅峰，让人终其一生上下求索。每一座高峰的峰顶，也都是登山者心驰神往的终极目标，一旦踏上路途，哪怕遇见再大的困难，也不会轻易放弃。

但何鹏飞却了解放弃的滋味——五味杂陈。

在地大登山队准备冲顶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峰时，4号营地气象监测站发出了暴风雪警告，离登顶最好的时间窗口只剩4个小时，而从营地出发到达顶峰通常需要6到10小时。当得知地大登山队选择挑战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营地的其他国家登山队员摇着头说：“你们都是疯子。”

5名地大登山队员组成小分队，采取阿尔卑斯式轻量化的攀登方法，带上5包泡面和轻便的装备，提高行进速度。他们在营地3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出发了。

到达山脊线的位置，何鹏飞感到自己严重体力不支，跟不上队伍的行进速度。云彩正在往山顶汇聚，一场暴风雪马上就要到来。“我不能为了自己登顶的目标，陷队友于危险之中，我必须选择放弃。”

队长董范在对讲机中一遍遍地重复着：“只要你能坚持，就一起上，速度放慢。”

何鹏飞不顾队友们的阻拦，坚定地解下绳子，决定返回。在转过身来的那一刻，他扑通一下坐在雪坡上，眼泪不知不觉从眼角划下。他在日记里写道：“攀登的意义不止于登顶，放弃比坚持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何鹏飞开始下撤后，其他队员放弃了休息时间，渴了就一边喝水一边继续行进。4小时10分钟后，地大登山队成功登顶。

下山时，几位登山队员还是遇到了暴风雪，积雪覆盖了之前留下的路标，他们只能趴在地上，一点点地摸索着上山时留下的冰爪印。狂风卷着雪粒子刮进衣服里，他们身上像被针扎过一般又疼又痒。

从5号营地下撤到4号营地时，队员们必须要走山脊线。他们原本计划用铺路绳的方式快速通过，但第一名队员刚系上绳索准备通过，就被风吹得在空中旋转了180度。他们放弃了这个计划。由于风太大，队员们在山脊线上无法站稳，只能趴在山脊线上等待，旁边就是悬崖，稍不留神一侧身就会滚下去。“那个时刻真的有一种想妈妈的感觉。”当时已经一天没吃过东西的队员们，愣是挺了过去。

经历过雪山的生死考验，这些年轻人对人生多了一份与众不同的理解。“经历过这件事之后，我越发觉得心胸应该更开阔一些。”何鹏飞登顶过很多高峰，但经历了这次放弃，下山后，他向女朋友求婚了。

“7+2”计划顺利完成之后，地大登山队积极组织、参加了多项登山活动。2018年7月，地大登山队员参与了“2018海峡两岸青少年登山交流活动”，海峡两岸大学生联合登山队成功登顶海拔5005米的岗什卡雪峰的卫峰。同年8月，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员参加了中日韩三国大学生登山交流活动，与国际同仁相互了解登山文化，提高登山技能，推动中日韩登山运动健康可持续发展。据悉，2020年，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的部分队员将协助进行珠峰高度重测任务。

登山队员何鹏飞跟朋友讲起登山时候的故事，朋友问他：“经历了这么多惊险的时刻，你还想再登山吗？”何鹏飞下意识地说：“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房雯璐 常浩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