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历史上冤死的人，晁错绝对名列其中。晁错一心为汉室着想，结果最后落个“斩东市”的下场，可谓是可悲可叹。我们先来看看晁错的历史评价与死因
司马迁认为晁错“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
班固也为晁错的忠心感到惋惜“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明朝李贽在其著作《藏书》中，将晁错归为“强主名臣”，称其“国而忘家，错唯知日夜伤刘氏之不尊也。公而忘私”。
至于晁错的死因，历史上也是众说纷纭。
班固认为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就是说晁错善于谋划国事，但认识不到自身的处境，最终导致被害。
李贽同样认为晁错不善谋身，“若错但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也”（《藏书·名臣传·强主名臣·晁错转》）。
太史公则认为晁错的死因是公报私仇，在齐国起兵的时候，晁错不先想着怎么平叛，而是想要诛杀袁盎等人，公报私仇才是晁错的死因。《史记·晁错列传》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
苏轼认为晁错的死因是他只顾自保，不思报国。当七国发难的时候，晁错让汉景帝亲征，自己则留守长安，这是晁错的取死之道。苏轼《晁错论》：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卖发七国之难者谁乎？
司马迁、苏轼、李贽等人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们漏掉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汉景帝的态度。
司马迁等人或受限于历史的局限性，没有看出君主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或看出来了，却不能对汉景帝加以评说。毕竟汉景帝是一个皇帝，身为臣子哪怕不是汉朝的臣子也不能妄议君上。
因此便将晁错被杀的原因归于：不谋己身。其实啊，晁错的死因只有一个：他对景帝已经没用了。
若要阐述这一点，就得从文帝初获得皇位说起。突然当上皇帝的代王刘恒
文帝是周勃、张平等人诛灭诸吕之后登上皇位的。皇位对刘恒来说绝对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但刘恒敢接吗？他不敢，谁知道里面有没有毒呢。
当周勃与陈平等人派人迎接刘恒去长安当皇帝的时候，刘恒便与自己的心腹商量对策，核心便是刘恒去当皇帝是凶还是吉呢？
当皇帝不是好事吗？怎么到刘恒这还可能成为祸事？还不是刘恒等人怕周勃、陈平这些刘邦留下来的精兵猛将有“其他”想法吗？
当初淮南王英布谋反，刘邦本来打算让太子刘盈率军出征。结果吕后对刘邦说：太子可管不了你手下那些精兵猛将，这仗还得你自己去打。刘邦一想也是这么个事，便带病出征英布。
试问一朝储君都压不住刘邦的那些功臣，刘恒这个“庶子”如何能压得住？
这也难怪刘恒的手下都不支持刘恒去长安，认为周勃等人“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
还是刘恒的中尉（负责刘恒王宫禁卫）宋昌给了刘恒定心丸：大王去吧，绝对没事。宋昌认为有三个原因会保证刘恒的安全：
一、汉高祖刘邦分封在外的宗王有很多，周勃他们若乱来，刘氏宗王可不是吃素的。
二、汉朝在高祖、惠帝时期对百姓很好，刘氏为皇很得民心，其他人乱不起来。
三、周勃等人是以诛灭诸吕的借口起兵的，现在吕氏已灭，他们便失去了“名义”。
第一条是关键，它说明刘氏藩王手里有兵而且还很强大，周勃等人只是掌控的长安一地的军队，没有皇帝的名义，他们号召不了其他的军队，不是地方藩王的对手，自然不会动歪心思。
事实也确实如宋昌所言，刘恒去当皇帝还算是比较安全的。但宋昌的话一样暴露了刘恒当皇帝后，将面临的两个问题：功臣集团和藩王。
功臣集团“畏惧”藩王的实力，必然会扶持一个皇帝来，否则功臣集团掌权则名不正言不顺。藩王有实力，但他们都是旁系。刘邦的儿子刘恒和刘长还在，在加上功臣集团的支持，他们拿不走刘邦一系的权力。
刘恒能当皇帝，可以说是功臣集团与刘氏藩王博弈后的结果。汉文帝就这样在功臣集团与藩王宗亲的平衡下登上了帝位。《史记·文帝本纪》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硃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彊。晁错因削藩策而步入朝堂
文帝在登位前便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因此终其一朝都在为打击功臣集团和削藩做准备。但直到景帝继位，文帝一直没有等到对付功臣集团与藩王势力的时机。他只能将这个问题扔给自己的儿子刘启。
晁错便是因此而进入文帝的视线中。晁错数次上书文帝，提及削藩的问题。文帝看出晁错是个有本事的人，但因为现在削藩的时机不到，便将其留给了太子刘启。《史记·晁错列传》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迁为中大夫。
晁错能被汉景帝重用，不仅仅因为其削藩政策，而是其法家的身份。《史记·晁错列传》称其“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并且为人“峭直刻深”，这些都是晁错法家身份的标志。
法家是专门为帝王服务的学派。在法家眼里，只有皇帝的利益。凡是威胁到皇帝利益的人、物，都是要被打到的拦路虎。
景帝面临的威胁是什么？功臣集团与藩王。《史记·晁错列传》提及了晁错与朝中同僚关系不好，“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晁错本来就是汉景帝拿出来对付功臣集团与藩王的刀，若这把刀反而与功臣、藩王势力交好，景帝还会用他吗？晁错对此心知肚明，他能被重用便是他的削藩主张与孤臣做法。
先秦与秦汉时期的法家大多都没有好下场，因为当时的皇权没有唐宋时期的那么强大，臣子是能对抗君权的。法家身为臣子，却帮着皇权来对付己方势力，说的不好听，法家就是臣子中的叛徒。
法家既是臣子中的叛徒，又是皇帝手中的刀。一旦皇帝决心不用这把到了，那么这把刀的必然会被四周的臣子撕成碎片。商鞅、吴起如此下场，晁错同样如此下场。只不过晁错是被当替罪羊给景帝扔出来的。
晁错仗着景帝的宠爱，大肆“打击”朝中功臣，履行着自己法家的义务。我们可以从申屠嘉的结局就可看景帝的用心与晁错的作用。
晁错是内史，他平时办公是在内史府，但他需要经常进宫为景帝出谋划策。皇宫与内史府之间隔了个太庙，所以从内史府入宫得绕一圈，不是很方便。
晁错为了节省时间，在太庙上的墙上开了个门，这一举动是十分大胆。
这可是大罪啊，供奉皇族刘氏祖先的庙，让你一个臣子给拆了。往小了说这是不敬皇帝，往大了说是造反也可以的。
申屠嘉一听说这事可高兴坏了，正愁找不到整治晁错的借口呢，这下看你怎么跑？申屠嘉马上写好奏章，上书景帝“请下廷尉诛”。申屠嘉是让景帝杀掉晁错。
景帝接到申屠嘉的上书，轻飘飘一句话：那不是太庙的墙，晁错的错不算大罪。堵得申屠嘉无话可说。
接下来申屠嘉的话才更诛心：“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固误”，从这里可以看出申屠嘉是有先斩后奏的权力的。
这同样对应我上面所说：这时候的皇权远没有后世的强大。晁错等法家，为保障皇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申屠嘉不久就病死了，晁错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有皇帝罩着的。《汉书·晁错传》丞相遂发病死。错以此愈贵。
晁错的上位是注定的，因为景帝无论是排挤功臣集团，还是削藩都需要晁错这把刀。
当时朝堂虽还有剩余的功臣集团，但已经都是些“小兵小将”了。就好比上面的申屠嘉，在刘邦起兵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小兵。这与陈平、周勃、灌婴这些人比差多了。
朝中内患既然已经解决了，那么就剩下外患藩王了。《汉书·晁错传》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汉景帝时期的削藩究竟是不是仓促下进行的？
晁错被杀的理由中有一条：晁错光想着削藩，但没有采取措施来应对藩王可能的反应，因此晁错被杀不冤。
事实上是如此吗？
文帝临死的时候，对刘启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什么“缓急”？当时的汉朝能用到兵事的只有藩王作乱。
当听到齐国反叛，汉景帝怎么做的？“上（景帝）乃拜中尉周亚夫为太尉，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复召窦婴，拜为大将军，使屯荥阳监齐、赵兵”（《资治通鉴·汉纪八》）。
汉景帝对七国的叛乱应对的井井有条，这是对藩王的反应没有应对措施？七国之乱三个月就被镇压下去了，这是汉景帝仓促应战能达到的效果？注：之所以用这么久，还有景帝借七国之手削弱自己弟弟梁王的实力，因此景帝故意让周亚夫拖延时间，暂缓救援梁国，不过这些不是本文探讨的内容了。
有人会说这是七国的实力太差啊！那是周亚夫更会打仗。七国起兵便直接进入了中原腹地，打入了河南地区。周亚夫认为七国联军势力大，不能直接硬抗。他采取的是截断吴楚联军的后路，也就是七国补给线，让对方无以为继。这才平定了七国之乱。
汉景帝对藩王可能的叛乱早有应对方法，身为刘启身边主要谋士的晁错会不知道？冷酷皇帝——刘启
既然景帝都准备妥当了还为何杀晁错？这就是我在开始说的：晁错已经没用了。
景帝用晁错，与其说是削藩的，不如说是用他排挤“功臣集团”的。前有丞相申屠嘉因他而死，后有丞相袁盎因晁错而“赋闲在家”。
景帝掌控朝堂的目的已经初步达到。至于削藩，那还得靠周亚夫这些军中将领，至于会喊口号的晁错有什么用？难道晁错喊两声削藩，吴楚等国就主动投降？
注：这个时候的朝堂实力其实已经算不上功臣集团了，而是“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包括武帝一朝也是在为此努力。这同样不是本文探讨的方向。
晁错只是景帝借来打击功臣集团的幌子，当七国叛乱发生后，景帝需要周亚夫等人的功臣集团为其出力的时候，他果断将晁错抛出去，当做自己的替罪羊，来安抚功臣集团。
景帝：对你们功臣集团的迫害都是晁错引起的，跟我无关。周亚夫等人得到安抚，自然安心平定战乱。
晁错的死不是景帝一朝的特例，景帝的冷酷也不仅仅在诛杀晁错这里。
平七国之乱的首号功臣周亚夫，仅仅因为汉景帝的一句话，便注定了死亡的结局。景帝说：“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这自大的人不是少主的臣子啊。这个人连刘启这个老皇帝都不放在眼里，新皇帝更是镇压不住了。
于是周亚夫只能死。
景帝的第一位太子是刘荣，但最后被废。关于刘荣之死《资质通鉴》记载：临江王荣坐侵太宗庙垣为宫，征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间与临江王。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
表面上是郅都逼死了刘荣，但幕后“黑手”却是景帝刘启。因为刘荣死后，窦太后想要让郅都偿命，但景帝不仅不追究责任，反而保护了郅都。
《史记·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孝景帝乃使使持节拜都为鴈门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
汉景帝对亲儿子尚且如此，何况晁错这一个臣子呢。活着的晁错对景帝没用了，那么他便可以死了。
当然郅都最后的结局也不好。汉景帝让郅留守雁门，是要用他防守匈奴。郅都在雁门期间，匈奴不敢靠近雁门关，可见其军事能力之强。后来在窦太后的强力要求下，景帝还是杀掉了郅都。
《史记·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匈奴素闻郅都节，居边，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门。
於是遂斩郅都。
景帝、武帝一朝都喜欢用酷吏，这些人便是皇帝手里的刀，为其斩断朝堂的束缚。既然是刀，肯定就会有钝了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把刀收起来了，或者束之高阁，或者丢出去当替罪羊，反正是不会用了。
这便是景帝、武帝的用人之道。或者说皇帝的用人之道。结语
东晋司马睿遇到了类似汉景帝的遭遇。司马睿为了打击世家，重用“酷吏”刁协、刘隗来收缴权力，结果逼反了权臣王敦。王敦便以清除刁协、刘隗的名义起兵。
王敦明着的的目标是刁协、刘隗，但司马睿知道他的目的是自己。面对王敦的“清君侧”司马睿怎么做的？当司马睿军队败给王敦之后，他让刁协、刘隗逃走，不忍心这两位忠臣因为自己而被害。
若将司马睿与刘启放到一起比较，或许认为刘启要比司马睿英明神武。
司马睿有“仁”，但内不能镇压世家，外不能平定五胡之乱。
景帝虽然冷酷，但外解决了藩王宗室，内处理的功臣集团。汉朝天下因此而繁荣，为武帝的剿灭匈奴奠定了基础。
这到底孰优孰劣？恐怕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的了。
狡兔死，走狗烹，不仅适用于开国功臣，对晁错、郅都等人同样适用，当这些“走狗们”没有了用武之地，能活着就已经不容易了。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