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龙仁是一位痴爱中国艺术品的瑞典人，是欧美中国艺术研究的先锋人物之一。上海书画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喜龙仁与中国艺术》还原了喜龙仁于1918年, 1921年至1923年, 1929年至1930年和1935年四次重要的东亚之旅。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新书节选。
该书作者米娜·托玛（Minna T?rm?）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文化和艺术创作学院中国艺术讲师、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艺术史系客座教授。译者李雯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物馆研究硕士，2015年至今任职美国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译者霍淑贤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物馆研究硕士，曾任职于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史密森学会弗利尔与赛克勒美术馆），《文物》英文版编辑。
【芬】米娜·托玛著，李雯、霍淑贤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
在1929年3月14日喜龙仁到达北京，住进了六国饭店。在头两周的时间里，他每天都会简短地记录当天的活动。从1928年到1937年这段时期在中国被称为“南京十年”。当时由蒋介石（1887—1975）掌权，他通过把权力牢牢地集中在手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稳定。他还把首都迁到了南京，北京从此更名为北平，变成了一个普通城市。
在北京时，喜龙仁跟随一个当地的老师继续认真地学习中文。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研究计划，希望在中国至少再待一年的时间。这个研究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去拜访中国的商人和古玩店，通常由卡尔贝克作陪，因为卡尔贝克在前一年就回到中国了，他的角色也从铁路工程师转变为中国委员会的代理人了。赫特马克兄弟捐了一笔钱用于购买中国古董，之后这些古董都被捐赠给了瑞典东亚博物馆。在北京，卖古董的古玩店主要分布在东交民巷附近的崇文门大街，还有前门西南的琉璃厂，在那里你还可以找到最好的书店。这里大部分的古玩店主要都是面向外国人的，这是中国政府所鼓励的，尤其是涉及到一些被认为带有迷信性质的东西时。此外，山中定次郎和卢芹斋在市里都有代理。
在琉璃厂的古玩店里，比如说德宝斋，喜龙仁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小的青铜器和陶俑。在琉璃厂之外喜龙仁还去了很多其他的商店，其中最有名的一间是夏喜钟（音译）开的。他给自己买了一些小东西，给博物馆买了一些带钩、小动物，还有三件从墓里出土的汉代浮雕。
喜龙仁
在大采购的间隙，喜龙仁去了皇宫和它的各个部分参观。这时的皇宫，和1922年他与最后的皇帝溥仪见面时，已是一副完全不同的光景了。1924年溥仪被要求离开紫禁城，接着第二年，在宫殿的区域里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喜龙仁在这些现在已经向公众开放的大殿和有顶的回廊里漫步：一系列的皇家珍宝供所有人去欣赏。但他并不是很享受。他低声抱怨着那些青铜器的收藏， 他说和以前相比少了很多，质量也差。看到恢宏的大殿里摆满了杂乱无章的家具，他也颇有微词。他仔细看了乾隆时期的瓷器和绘画收藏，但并没有留下评语。只有东边的部分让他比较高兴；“非常漂亮”，他在笔记本里写道。在宫殿区里喜龙仁显然不能够想拍多少就拍多少，但他已经把分 散在这个旧都城周围的，与帝国礼仪有关的其他重要场所：天坛、先农坛、地坛、月坛和先蚕坛等等都拍下来了。虽然这些地方已经很残破了，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很重要的，而喜龙仁 也在考虑把这些照片积累成一本好的出版物的可能性。在这段时间里（标有日期的）喜龙仁拍的其中一张照片是一个皇家的花园：恭王府
（图21）。这张照片最后没被选入他后来出版的书中， 很可能因为它呈现得更多的是恭王府内破败荒凉的区域。可以看到前景里有一道蜿蜒的石墙，挡 住了背景的楼阁的入口，中间的空地（除了低垂的柳树外）加强了距离感。这是一幅静止的画面， 没有戏剧化的对角线；相反，以左边的树为标记，所有的东西都在水平的区域内对齐。
（图21）
喜龙仁的笔记中断了一阵，一直到5月22日，喜龙仁继续叙述他到太原、大同和云冈石窟游览的情景。因此我们对中间发生的事情并不清楚，比如说在4月6日他是如何庆祝50岁生日 的，但是至少瑞典的报纸有庆祝这件事。他之前的学生古斯塔夫·曼特在哥德堡贸易海运报 （G?teborgs Handels-och Sj?fartstidning）上提到喜龙仁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老师，会引导他的学生 开辟新的、令人兴奋的视角。
陪同喜龙仁出发前往太原和大同的是柯林斯（W. F. Collins）上尉，他是一个常驻北京的商人。 他们在太原的游览从文庙开始。这是一座孔夫子的庙，相当于当地的博物馆。喜龙仁写道，他们 之后试图进入佛宫寺，但那里已经被军队占领了，要有人介绍才可以进入，所以只有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完成这些手续。这个记录多多少少是有点混乱的，因为佛宫寺和它著名的木塔所在的应县， 相比太原，实际上是离大同更近的。所以它离太原是有段距离的，不可能在一天之内来回。此外， 从当天（1929年5月23日）记录的活动可以得知，那天接下来的时间他们都在通往一座道观— 昊天观的路上。喜龙仁确实参观过佛宫寺（他给寺庙拍的照片就是证据），但那是1922年他在大同 时就拍好的还是1929年拍的，我们还不确定。这座寺庙在当时的公共交通条件下并不是那么容 易能去到的。1933年，建筑史研究的先驱梁思成（1901—1972）曾经从大同坐公共汽车去那里， 当他下车时，发现自己距离目的地还有40公里（25英里）远；他又坐了整整6个小时的骡车才终于 到达这个寺庙。不管怎样，喜龙仁记录说木塔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质建筑（1056年建成），不过后来的研究表明可以在五台山上的佛光寺找到更加古老的建筑。喜龙仁从来没有去过五台山， 他也不了解这个地方。事实上，在那个时候连中国的建筑历史学家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正是通过梁思成和林徽因（1904—1955）的努力，那些现存的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木质建筑才被发现。他们 在1937年到那里实地考察，很快日本人就侵略北京，他们不得不逃往中国的内地。接下来发生的政治事件，意味着他们当时仔细测量的数据和绘图档案一直要等到很久之后才能被公开。
喜龙仁所说的昊天观坐落在一个山坡上，现在被称为龙山石窟，是元代唯一保存至今的石窟。建造者据说是道士宋德方（1183—1247），也被称为披云子，在据说是他去世时所在的寺庙里有一尊他的卧像。喜龙仁的描述如下：
在山顶有一些洞窟，里面有道教的雕塑；现在它们的头都缺失了，浮雕的图像还在。最 重要的是那三个叠在一起的洞窟（有点像三层的建筑），最底下的洞窟里披云子睡在他的炕 上，上面洞窟的墙上和顶上有一排排坐着的神仙—有龙形的装饰……顶上有残破的无花 果和美丽的凤鸟；还有第五个洞窟，里面的三面墙边有道教人物的坐像（现在有部分已被毁坏），还有一个类似门廊或前厅的部分，在门的两边站着十个守卫（充满力量的浮雕）。还有 一个小洞窟里面有三个人像（部分已残破），而另一个更晚期的洞窟，里面的陶塑人像看 起来不会早于明代所造。因为那些浮雕装饰，这些洞窟现在看来是很有趣的。
接下来的一天，喜龙仁和柯林斯一起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天龙山。就像他去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些洞窟用一种年久失修的面貌迎接他们。塑像的头部已经被毁坏，残存的浮雕是主要可以用来欣赏的部分了。七年前，喜龙仁仅仅记下了双塔寺的名字和它位于太原的两座塔。这一次，他在它们的影子下野餐，但他的日程上也增加了更多的地点。这些地点很难辨认，一部分 是由于喜龙仁蹩脚的音译，一部分是因为有些可能已经改名了，或者建筑本身已经不存在了。比如说，喜龙仁提到他和北京的商人夏喜钟（音译）（似乎很少会由他来作陪）一起开车去交城，他 们在周围的一个河谷里走，走到了在很高的山坡上的一个寺庙。那里的主殿已经坍塌了，但在后 面的大殿千佛寺，他们找到了几百个铁铸的佛像，大部分都是明代的。喜龙仁继续收集关于建筑的材料，特别是关于塔的，和洞窟里的佛教雕塑。
为了去看云冈石窟，喜龙仁从太原乘坐公共汽车去了大同。这趟冒险之旅让他觉得很心烦意 乱：“公共汽车本来应该6点出发的，最后一直到7点才开走。糟糕的司机差点把我们甩进了沟里， 后来我们又差点掉进了一条溪里。这趟旅行的确充满了危险，也让人很不舒服，因为车上只有窄窄的木头长凳，而中国的乘客都发出难闻的气味。”一直到后来他回到斯德哥尔摩，他还对这 件事耿耿于怀。这件事过去一年后，他在写给艾斯库的信中依然在抱怨，说本该是10个小时的旅 程最后却花了16个小时，还说他仍然觉得还惊讶他们最后居然没有掉到沟里或山谷里。尽管如此，公共汽车还是将乘客平安地送到了大同，虽然晚点了很多，而喜龙仁也安然无恙地抵达瑞 典传教士站（Swedish Missonary Station）的过夜旅馆。在大同时，他再次到访了华严寺和善化寺，并记下了它们的建筑和里面所摆放的佛教雕塑的有关信息和他的观察。在5月31日一大早他 就启程前往云冈，当喜龙仁到达洞窟遗址时，他对这里被破坏和荒废的情况感到震惊。除此之外， 这个地方已经不能够再进入了：人们把这些洞窟当作住宅或是马厩，还在出口处建起了围墙。喜 龙仁感到很困惑：“放在洞窟里的雕像居然比放在户外的遭更多的罪！”
喜龙仁直接从大同回到北京，而且他似乎整个6月都留在这个旧都城。实际上，虽然那里夏日炎炎，但他仍计划在那里度过整个夏天：促使他留在那里的，是想在古玩店里发现更多宝贝的 满腔热情，以及学习中文的更好的条件。通过拜访私人藏家，其中一些是他的老朋友，比如曼 特将军，他继续着对中国雕塑的研究。他和曼特将军的关系后来证明对博物馆是有好处的，因为 曼特将军慷慨地捐赠了6件雕塑和6幅绘画。对于这次捐赠，喜龙仁评价说那几件雕塑不是特别 地重要，但却是很有趣的博物馆藏品，也是曼特将军收藏里最好的几件，而那些画的质量则参差 不齐。为此，喜龙仁在给王储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的信里，说出了他想在中国留更长时间的 愿望，也琢磨着延长休假的可能性。他在信中也提到了过去的忧虑，即他可能要被迫放弃对中国 艺术和文化的研究。
1929年秋天华尔街发生股灾，由大萧条导致的。一些商人可能乐观的同时却又很谨慎。举 个例子，在纽约的拉尔夫·查特（Ralph Chait，1892—1975）写信给喜龙仁说，尽管发生了这一 切，他还是“在市场里寻找好东西”。如果喜龙仁有任何推荐，他会很乐意去了解。之后的一封 信里，他更详细地谈到了中国雕塑的商业前景，无论是木质的还是石质的，他说他总能在纽约以 外找到客户：“事实上，大件的雕塑很少会在纽约售出，因为这里的人没有中西部或者南部的人有那么多的空间放这些东西。
当时的经济形势意味着收购艺术品的资金变得更加有限，尽管喜龙仁还能在巴黎给博物馆买一些画。不过所有大规模的收购必须要停止了。弗雷德里克·彼得松（Frederick Peterson， 1859—1938），一个瑞典裔的美国神经学家当时提供了一个很诱人的机会。他从1910年代开始 就是一个著名的中国画的收藏家，他正在考虑着把自己的收藏卖给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国立博物 馆，如果博物馆可以凑集到资金的话；他坚持说自己做不到捐赠整个收藏。哎，可惜喜龙仁并 不能凑集到资金，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初，彼得松的收藏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里找到了 新家。与此同时，喜龙仁自己也在努力地出售他个人的中国艺术品收藏，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 分。哈罗德·帕森斯（Harold Parsons，1893—1967）帮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馆（现纳尔逊艺术 博物馆）买了其中的一些，但因为同一时间兰登·华尔纳已被指派到中国为纳尔逊美术馆购买文 物，这意味着资金都要归他用于收购了。
20世纪30年代的前半段喜龙仁回归到博物馆的日常事务，和世界各地的联系人保持联系， 并试图在紧缩的经济环境下凑集资金用于收购。
在1934年春天，喜龙仁去了罗马：他受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的邀请到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发表演讲。他在那里发表 了四场讲座，分别是：“中国雕塑”“南宋时期的伟大画家”“作为绘画的灵感的禅宗”以及“中国人对待绘画的态度”。看到在意大利的群众对他的讲座和中国艺术有那么大的兴趣，他既感到很惊讶，当然也觉得很高兴。
除了博物馆的工作、给其他机构当顾问、与商人和藏家打交道和开讲座之外，他还能腾出时间开始写中国绘画史，以及翻译中国画上的文字。这个计划后来扩大了规模，变成了两部上下册著作，第一部是1933年出版的《中国早期绘画史》，第二部是1938年出版的《中国晚期绘画史》。 在出版第一部著作之后，他在1935年再一次到东亚旅行，就是为了第二部著作收集资料。他的这些努力和多产表明，尽管有一些担忧和保留，但是在他在瑞典的职业生涯里，他终究能够为中国艺术做出一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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