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曰卤，人生曰盐，盐是人用卤水加工而成。根据来源不同，《天工开物》将盐分为海盐、池盐、井盐、土盐、崖盐、砂石盐六种，成都平原主要产井盐。成都平原东汉墓葬里出土的盐井画像砖生动再现了两汉时期井盐生产的全过程。以郫县出土东汉盐井画像砖为例，画面左端是一大口盐井，井上搭两层高架，架上安装辘轳，其上系着绳索，架上四人分站于两层。右边二人系绳而拉，左边二人系绳而提，利用辘轳运转，以汲取井下卤水，并将卤水注入右侧蓄卤池中。然后经竹笕引入灶边的容器内，最后放在灶上煮。灶上有 5 件釜形器，一人俯身于灶门前摇扇助火，灶膛里火焰熊熊，灶后有烟囱。山道上两人负物而行，一说是提供薪柴，也有说是在运输盐包。
因为东汉时期成都平原出土的画像砖多为模制，此盐井画像砖除了在郫县东汉墓出土外，昭觉寺画像砖墓，曾家包 2 号墓及羊子山 1 号、2 号、10 号墓中都有发现。邛崃花牌坊出土的盐井画像砖和这块稍有不同，有三层井架，右下角残损，灶上仅余牢盆两口，灶前有一躬身穿长袍者。
这两种画像砖大同小异，描绘了汉代四川地区井盐的取卤、输卤、煮盐的生产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蜀郡盐业生产的盛况。
家有盐泉之井
四川地区的井盐生产目前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开凿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后，“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广都县“有盐井、渔田之饶”，直到南朝时期还以产盐著称。《太平寰宇记》引南朝梁李膺所著《益州记》载，“平井，官有两灶，二十八镬，一日一夜收盐四石，如霜雪也。”广都盐井应是四川地区取地下盐卤为食盐的第一口或第一批盐井。
秦汉一统后，蜀地更加富饶，井盐生产也得到长足发展。《华阳国志·蜀志》载 ：“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犍为郡汉安县“有盐井鱼池以百数，家家有焉，一郡丰沃”。左思《蜀都赋》也记蜀地“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虽然不免夸张之辞，但也说明当时四川地区井盐生产十分普遍。
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打击工商业者，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初榷盐、铁，实行盐铁官营专卖。“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因为蜀地盐业资源丰富，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 67 年），“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此后盐官制度有几次变化，汉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 44 年），曾罢盐官，三年后又恢复。王莽篡汉后，盐铁制度难以延续，直至东汉章帝时才恢复。盐官复置后，在制度上进行了一些调整，“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于郡县”。汉和帝时又“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只要交纳一定赋税，就可以私自产盐。但盐官并没有废除，只是职能发生了改变，从主管盐的生产与运销，变为征收盐税。
井盐生产流程
两汉时期，无论是盐铁官营还是民营官税，四川地区的井盐生产一直很繁荣，但关于早期盐井的形状、大小以及制盐流程没有相关文献记载，成都平原东汉墓出土的盐井画像砖为了解井盐生产过程提供了实物资料。
凿井取卤
战国时期，中国冶铁技术出现突破，“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秦并巴蜀后向四川地区大量移民，冶铁技术随之而来，促进了盐井的开凿和发展。从李冰在成都平原开凿广都盐井开始，直到北宋中期，四川地区一直采用的是大口浅井，主要寻找浅层的盐卤挖大井，采汲浅层卤水，盐井画像砖清晰描绘了当时大口浅井取卤的场景。大口井中最著名的是仁寿县陵井，经过历代开凿加深，“纵广三十丈，深八十余丈”，唐代李吉甫称之“益部盐井甚多，此井最大”。
考古工作者曾对蒲江县白云乡盐井沟遗址进行了调查，共清理发现盐井两口，皆为大口圆形浅井，1 号井直径为 1.7 米，2 号井直径 1.75米。井内出土唐宋时期的板瓦残片，至今仍渗出卤水。1 号盐井上方约 28 米处发现一处摩崖造像，画面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两侧刻写“大中”、“元和二年”纪年题刻及“勾当盐井人”、“淳熙丙午年修井”等题记。这两口盐井的使用年代应为唐宋时期，由于从战国到北宋中期，盐井皆为大口浅井，东汉使用的盐井形制应和盐井沟遗址所发现的差别不大。
北宋中期，四川地区出现了小口深井，即“卓筒井”，采用圜刃锉和冲击式钻头方式凿井，可获得深层卤水。苏轼的《蜀盐说》对此也有记载 ：“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卓筒。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至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 竹 之 差 小 者， 出 入 井 中 为 桶， 无 底 而 窍 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小口深井在成都平原、川中和川南地区均有大量分布。深井钻凿工艺复杂，技术难度极高，每一道工序都有专用工具，经过历代实践，这一技术至清代发展到顶峰，道光十五年（1835），四川自贡盐区钻成了深达1001.42 米的燊海井。
盐井画像砖所描绘汲卤工具包括井架、辘轳（滑轮）和牵引绳。《墨经》中就有关于滑轮的记载，湖北大冶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中就出土有木辘轳两件，是用来提升矿石和井下汲水的。东汉时期，辘轳（滑轮）的使用应该比较成熟了，并且被用来提取井中盐卤。
蓄卤、输卤
盐井画像砖中井架右侧有一个方形的蓄卤池，用来盛装从井中采汲的卤水。蓄卤池在蒲江县白云乡盐井沟遗址中也有发现，蓄卤池位于盐井上侧，长 3.75 米，宽 1.95 米，深 1.2 米，用石板镶砌而成，中部用石板相隔为两个方形小池。盐井距离煮盐的灶都有一定的距离，因此输送卤水成为必要环节，“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四川地区多竹，竹皆为空心，输卤管道应该是用竹子制成。以竹引水的方法在山区很早便出现了，接引山涧泉水是为饮炊的需要，这种引水法称“竹筒分泉”。以竹输水和输卤是同一道理，盐井画像砖描绘了利用竹笕输卤的图像，竹笕从井架右侧的蓄卤池开始一直到煮盐的灶旁。白云乡盐井沟遗址发现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十个，支板基槽一处，输卤笕槽支架洞均为圆形，直径多为20 厘米，深 12—26 厘米，凿于岩基或沟侧大石块上。支板基槽凿于沟侧基岩上，共 14 个，基槽之上安放支板，支板上安置输卤笕槽。竹笕输送卤水一直沿用到近代。
煮盐——陶灶与牢盆
卤水提取后，还需要用灶煎煮熬制成盐，画像砖上可以看到盐灶呈长条形，灶上有 5 个火眼，火眼单行排列，上有 5 个牢盆，整个灶身前低后高有利于燃烧和传热。汉代盐灶的遗迹和模型在三峡地区都有发现，忠县中坝遗址发现了西汉时期的窑址，有学者认为应是盐灶遗迹。窑址仅存底部，无法知其上部形制，忠县乌杨西汉墓群出土的 5 件陶灶模型明器，为了解汉代盐灶提供了实物模型。陶灶模型的形制和盐井画像砖上的相同，整体呈长条形，前端立面均凿有火门，灶台表面平整，上面有成排的火眼，数量有 5个、8个、10个、12个不等。在巫山县麦沱汉墓中还发现一种九眼陶灶，灶面靠近火门一端置一火眼，后面八火眼分两行排列。
上述陶灶模型明器中，多数火眼上都置有“钵形器”，和画像砖上煮盐器物形制相似。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后，对盐的生产进行了控制，“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规定必须用官府提供的牢盆来煮盐。北宋洪适《隶续》卷三载有《巴官铁盆铭》，北宋建中靖国初，黄庭坚在巫山看到“有大盐盆，积水堂下，以植莲芡”，他“去其泥而识之，其文铸出铁上”，牢盆上铸有“巴官三百五十斤，永平七年，第廿七西”，黄庭坚为作《汉盐铁盆记》，永平为汉明帝年号，永平七年即公元 64 年。南宋乾道六年（1170），陆游到巫山还看到了这件牢盆，“底锐似半瓮状，极坚厚，铭在其中，盖汉永平中物也”。《隶续》卷十四还记载了两件乐山的牢盆，1 件铸有“廿五石廿年修官作”8 字，另 1 件铸有“廿五石”3 字。是南宋乾道年间中陆游所得，“字画无篆体，盖东汉初年所作……东汉惟建武、建安有二十年，此必建武之器”，建武为东汉光武帝年号，建武二十年即公元 44 年。
洪适所记 3 件牢盆均已亡佚，1999 年，蒲江县五星镇发现一件牢盆，为这一官定煮盐器具提供了实物资料。该牢盆为生铁铸造，为深腹平底盆形器，口稍大于底，口径 131 厘米，底径 100 厘米，高 57 厘米，厚 3.5 厘米。盆内壁铸有汉隶书“廿五石”3 字，与洪适所记相同，“廿五石”应是当时牢盆的统一容量。
另外，有个问题需要注意，东汉和帝以后“罢盐铁之禁”，民间只要交纳一定赋税就可产盐，洪适所记两件有纪年的牢盆都是东汉初年的，而出土盐井画像砖的墓葬皆为东汉晚期，所以画像砖中的煮盐器具也可能并非牢盆。南北朝时，四川地区煮盐可能使用镬。《益州记》中有“官有两灶二十八镬”的记载。四川盆地东汉至六朝时期常出土一种铁釜，是当时较为常见的炊煮器，而镬当为大釜。东汉晚期的煮盐不见于文献记载，也未发现实物资料，但无论其是否为牢盆，都应该是容量与“廿五石”相当的大型炊煮器。
盐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四川盆地的井盐生产历史悠久，两汉时期，由于都江堰修建、大一统和移民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文献记载家有“盐泉之井”，东汉盐井画像砖描绘了取卤、蓄卤、输卤和煮盐的全过程，为了解当时的井盐生产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墓壁上镶嵌盐井画像砖，也说明盐井是墓主希望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拥有的财富。
本篇文章刊载于大众考古2018年8月刊
作者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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