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过中秋节：他推崇理学，却把名伎唐安安召进宫

宋理宗虽然重用佞臣搞得国势衰弱，但《宋史》却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这是因为宋理宗在位时大力推崇理学，而《宋史》正是以表彰理学为第一要务。理学在南宋取代五经。理学又称道学，为北宋周敦颐所创。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儒学案》中说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对周敦颐甚为推崇。

周敦颐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参考《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后来，周敦颐的理学思想经程颢程颐兄弟传承，得以进一步发展。

到了南宋，理学在朱熹手中集于大成，他所著的《四书集注》后来慢慢取代了五经的地位，科举考试便在《四书集注》的范围内出题。

权臣相斗牵连理学：宋宁宗时的权臣韩侂胄，由于结党营私，骄奢淫逸，很让“灭人欲”的理学家们看不起。韩侂胄索性把理学定为“伪学”，规定凡是“伪学”中人，一律不能做官。大小官员在写述职报告时，还要多加上一句“不是伪学党中人”。此事在历史上称为“庆元党禁”。

开禧三年（公元1207），韩侂胄北伐失败，金朝向宋索要主谋。史弥远时任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翊善，与杨皇后等密谋，杀害了韩侂胄，然后用匣子装上韩的头颅送往金朝求和。

此后，史弥远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把持国家大政。史弥远对于理学并没有太多心得，不过本着“敌人反对的都要支持”的原则，就对理学家颇为照顾，提拔了不少人到朝中做官。

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八月，宋宁宗死，史弥远矫诏拥立赵贵诚，改名赵昀，是为宋理宗。同时，史弥远封原太子赵竑为济王，出居湖州。

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正月，湖州人潘壬等预谋拥立济王赵竑未遂，史弥远派人逼赵竑自缢，对外诡称病死。

理学家不满意史弥远的做法，纷纷上书为济王伸冤。史弥远看到理学家们如此不识抬举，便很生气地把他们赶出朝廷。

史弥远死后，宋理宗亲政。他为了励精图治，便把那些理学家重新召回朝廷，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尊崇理学的风气。对于那些已故的理学大师，如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宋理宗都赐给谥号，请进孔庙。

宋理宗很认真地研读理学经典，一时间“周程张朱吕之说，家传而人诵之”，理学一下子由“伪学”变成备受推崇的“正学”了。

理学家学问的要义在“存天理，灭人欲”，不仅对小民，也对达官贵人，甚至要求皇帝也要“正心诚意”。据说，程颐凡赴宴只要得知宴会上有歌伎时，他便会看也不看一眼就拂袖而去。

因上书弹劾秦桧被贬到海南的义士胡铨，晚年回到京城时，有一次看到一个歌女脸上的酒涡很可爱，情不自禁赞赏了几句。

朱熹为此特地做诗一首：“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言下之意就是责备忠臣义士老来为一个歌女动情，忘了国家大事和君臣大义，实在是修养不够，“人欲”灭得不彻底。

同样，推崇理学的宋理宗也定力不够，晚年喜好女色，三宫六院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私欲。善于奉迎的内侍董宋臣看到了，就给他想了一个寻欢作乐的方法。

宋代教坊妓女原属宫廷，是为官妓;“绍兴年间，废教坊职名，如遇大朝会、圣节，御前排当及驾前导引奏乐，并拨临安府衙前乐人……”另有私妓，在市井演唱。

一次中秋佳节，董宋臣为宋理宗召来了临安名妓唐安安。唐安安既是临安名妓，那容貌歌舞，自然精彩绝伦。宋理宗一见面再也舍不得丢开，就把她留在宫里，宠幸非常。唐安安也仗着宋理宗的宠爱，过起了豪奢的生活。唐安安家中的用具：上到妆盒酒具，下到水盆火箱，都是用金银制成的;帐幔茵褥，也都是绫罗锦绣;珍奇宝玩，更是不计其数。

除唐安安外，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宋理宗还经常召一些歌伎舞女之流进宫。

有大臣见宋理宗太不像话，就上书劝谏他，说如此胡作非为败坏了皇帝三十年“修身”的效果。宋理宗看了，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嘱咐该大臣不要把奏本给别的大臣看，但自己却仍然舍不得就这么放走美人。那个大臣知道是董宋臣把妓女弄到宫里来的，就又给宋理宗献上了一幅高力士脱靴图。

董宋臣看了大怒，就在宋理宗面前告状，说那位大臣诋毁皇帝。宋理宗倒也不恼，还笑着说：“这个是在骂你，并不是在骂我呀。”

董宋臣赶紧解释：“这家伙把皇上比成唐明皇，阎妃娘娘比成杨贵妃，把臣比成高力士，他自己倒以李太白自居，实在狂妄。”阎妃是宋理宗最宠幸的人，于是宋理宗也就不高兴起来，疏远了这位大臣。

宋理宗的祖上宋徽宗也是有名的风流胡闹，可他看上妓女李师师，也只敢挖条地道通到她家，偷偷地钻来钻去，不敢召她入宫。像宋理宗这般将妓女召进宫的做法倒算得上是胆大胡为。

不过后人也有冷眼看破的，做诗道：“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

就连说他好话的《宋史》，也指出他“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

但宋理宗很聪明，知道理学家名声很大，万一贬斥他们，就会引起朝野很大反应。于是他就给那些人升了官，但不让他们管事。

这些理学家们，讲起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来是一套一套的，可到了治国平天下，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方略。知名的理学家真德秀，在朝野都有很高的声望。

宋理宗召他入朝，大家都洗耳恭听他的大政方针，他却在奏章里劝皇帝正心诚意，不免为人嘲笑。当时的伶人都笑话他们：什么大学中庸，不过是白吃了许多酒食。

朱熹曾经说：“豪杰而不圣贤者有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在局势危急之时，正是需要有豪杰一般的人物来大力整顿国政的，可是那些理学家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他们给宋理宗的劝谏，也多是在个人小事上做文章。

这般“圣贤”功夫，也太虚了一些，也难怪宋理宗会烦，觉得这些“圣贤”们还不如他那个斗蟋蟀的小舅子贾似道，因为后者还能想办法弄到钱来给他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