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光养晦：为啥四位皇子中最没特点的李治，能开创“永徽之治”
作为皇帝,唐太宗当然是一代明君,但是，在挑选继承人方面却有点儿混乱,十四个儿子中最有资格问鼎皇位的有四位,按照长幼依次是:长子太子李承乾,三子吴王李恪,四子魏王李泰,九子晋王李治。除了吴王李恪的母亲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杨妃外,其余三位都是长孙皇后所生。
在这四位皇子里面,晋王李治是最没有特点的一个。而他的三个哥哥各有不同的优点，或积极上进,能掌控大局;或素有才名,文采超众;或文武全才,善骑射,颇得父亲李世民的喜欢。可以说,李治在争夺皇位这场战役中，是没有优势的。然而,李治其实也不是全然没有优势，没有长处其实就是他最大的优势,因为他的不突出,每个竞争对手都不把他当作对手,没人防备他。
先是太子李承乾自乱阵脚。他少年时颇有贤名,然而，随着年纪渐长,却越来越没有太子的样子,《新唐书》说他“好声色漫游”,走上了玩物丧志的道路,给了魏王李泰以可乘之机。后来，他感觉到李世民对他很失望,越来越看重魏王李泰,竟然铤而走险,先派人伪做李泰府中官员,指控李泰，但是，被李世民识破。后来，派人刺杀李泰又以失败告终。李承乾已然完全失却了李世民的欢心,败下阵来。
李承乾败北,跟他争夺太子之位的李泰，却并没有采撷到胜利果实。因为，在李承乾谋反事件中，他推波助澜，阴谋拉拢大臣的行为使得李承乾有危机感,李承乾才施展了一系列的报复行为。所以，李世民认为，不能立李泰为太子,不然，会让天下人以为君主的宝座是可以通过阴谋诡计得来的。
李承乾与李泰两败俱伤,李治坐收渔翁之利。虽然在李世民心中的形象并没有什么改观,但是排在他前面的人位置后退,他也就变相向前了。此乃三十六计中的隔岸观火之计,施展此计者需要有一定的耐心,懂得隐忍。
但是,机会只光临有所准备的人,仅仅做一个旁观者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懂得挑选出手的时机和方法。李治没有忘记,虽然李承乾和李泰倒下了,但自己前面还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吴王李恪。
李恪文武双全，且相貌英俊,与李治相比,唯一的劣势在于,他的母亲是前朝隋炀帝之女。
在封建社会,后权与皇权是不可分割的,母凭子贵抑或是子凭母贵都是再自然不过的。汉武帝立刘弗陵为太子,而其后赐死钩弋夫人,就是因为害怕弗陵年幼,钩弋夫人专权。李世民与诸大臣唯恐李恪登基,隋贵族死灰复燃,也是很正常的想法。但李世民到底不是刘彻,他究竟有多在乎自己继承者的母亲是不是前朝遗存,谁也不知道。于是李治出手了,他的法宝就是舅舅长孙无忌!
李世民在立储一事上，颇多踌躇,免不了要询问信任的大臣,长孙无忌借口李恪母为隋帝女，而不同意立李恪,而力荐李治,李世民权衡之后只得同意,于是，李治顺利笑到最后。
可以说,长孙无忌在李治成为皇太子的道路上，是一个至为关键的人物,但是，长孙无忌为什么会支持李治呢？首先，当然是因为李治与长孙无忌的血缘关系；其次，是因为长孙无忌认为李治性格懦弱容易控制。
那么,李治真的是长孙无忌眼中懦弱无能的人吗?答案是否定的。
单从高宗朝的政绩便可得出这个结论。据史料记载,高宗永徽末年,出现了“隆平日久,户口滋多”的局面。贞观时期,全国不满三百万户,而到了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已增加到了三百八十万户。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十一个铜钱。在李治统治期间,国家经济发展一直是进步的,单此一项,李治至少可称守成之君,说李治昏庸,显然是不成立的。
假如说在经济发展方面,李治有“父规子随”的嫌疑,那么,完成了从隋文帝到唐太宗几任皇帝未完成的大业,对高丽用兵的成功,荣耀则只能归于李治一身了。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丽统治集团发生内乱,其中一支向唐朝请援。李治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以大将李绩及薛仁贵为将,统辖大军入侵高丽,攻下高丽的都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有唐一代版图,以高宗时最大。
之前,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以及唐太宗李世民,无不对高丽用兵却铩羽而归,李治若是讨伐失败,以他之前以晋王而太子而皇帝的经历,必定会被扣上不自量力的帽子;而他若是拒绝高丽的求援,不发兵,想必大臣及百姓也都可以理解,毕竟在他们心中,李治跟李世民的武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李治却毫不迟疑地看准时机发兵。成败姑且不论,单从他的果断来看,就不是用懦弱所能形容的。
在《新唐书》中，关于高阳公主有这样一句话:“永徽中,与遗爱谋反,赐死。”高阳公主是李世民的第十七个女儿,向来受到父亲和哥哥们的宠爱。但是当她受人蛊惑造反的时候,李治毫不犹豫地将她赐死。驸马房遗爱招供说吴王李恪乃是主谋,李治于是将李恪赐死。在此之前,原太子李承乾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被废为庶人,徙往黔州并死于焉,魏王李泰也被幽闭死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至此李治的皇位终于再无威胁。
在高阳公主谋反案中,受到牵连的皇室中人以及一批近臣，或被诛杀，或被流放,株连甚广,对待敌人,李治如此手段,让人如何能够相信，他果真如李世民所形容的“宽仁孝友”?
因此,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认为《通鉴》中所说的“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其实并不尽然。
唐高宗时期，实行三省制,军国大事都由宰相在政事堂议决,决策必须通过宰相,而武则天自从李义府及许敬宗下台后,并没有掌握其他宰相。在用人方面,李治也并非都听从武则天的意见,曾反对武则天为后的裴行俭，就曾受到高宗重用。也就是说,至少在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到咸亨五年（公元674年）间,尽管高宗已目不能视,武则天也并没有能够掌握实际的权力,对李唐王朝的统治来说,利远远大于弊。
其后,李治与武则天并称“二圣”,把一些国家大事交由武则天处理,一方面，因为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需要有人协助处理政事;另一方面，由于武则天对政务有相当的才能,而且二人的政见有很多相同之处,即武则天“处事皆称旨”是她能够得到高宗信任并委政的主要原因,而非李治软弱无主见。而且,高宗在自己身体许可的时候,始终坚持亲自处理政务,即使在临死前的几个月,还在关注宰相的任职情况。由此可知,武则天虽然在高宗末期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也仍然处于高宗掌控范围之内,虽然高宗死后情况开始失控,高宗需要负一定的责任,但由此即推断高宗软弱无能,对他是不公平的。
李治既非懦弱无能之辈,那为什么长孙无忌会始终对他有这样一个错误认识呢?只有一个答案:在诸子夺嫡时代,李治为了让舅舅支持自己,站在自己一方,做了懦弱忠厚的伪装,以此来迷惑长孙无忌,也迷惑包括父亲李世民和三个哥哥在内，与他争取皇权有关的所有人。李治采取的正是“假痴不癫”之计策,就如《兵法》中所说:“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李治的成功,又一次证实了古老智慧的无穷力量。
韬光养晦,在不动声色中，兵不血刃，夺得大权,这才是聪明人的本色。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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