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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随师东》写的是唐敬宗逝世后，唐文宗即位所发动的讨伐叛乱将领李同捷的战争。这次战争，可以说是晚唐帝国军事腐败无能的一次大展阅。
李商隐
随师东
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
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
但须鸑鷟巢阿阁，岂假鸱鸮在泮林。
可惜前朝玄菟郡，积骸成莽阵云深。
李商隐
为进行这次战争，朝廷方面是以“日调万黄金”为代价的，可是如此高昂的代价所得到的结果呢？是参战将领之间的尔虞我诈、赌斗心机。诗人所采用的形象化语言是“买斗心”。“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啊！我所谓的“辛辣讽刺”，是对发动这次战争的最高统治者唐文宗而言的。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广大人民来说，是无限辛酸甚至是义愤难平的。
李商隐在开头这两句诗中，并没有把思想意义停留在揭露这坊战争的得不偿失上。虽然以“万黄金”“买斗心”是毫无疑问的得不偿失，但耗费取之于人民，痛苦当然也转嫁给人民去承担。在这里，最最关键性的一个词语是“几竭中原”。“日调万黄金”，是通过“几竭中原”得来的，而所买得的“斗心”，则意味着各据一方的军阀继续开战，大量地耗费民财，屠炭生灵，使几经粘竭了的“中原”，继续无止境地枯竭下去。
《随师东》开头的这两句是全诗的“纲”，下面就是为“纲”张目的“纲眼”。“军令未闻斩马误”，如果军中没有马那样言过其实，刚使自用的将领，诗人又为什么一定要闻那样的军令呢？问题是“捷书惟是报孙歆”，几乎所有的所谓“胜利捷报”都是象王潘假报斩得孙歆头那样的谎言。
如此看来，真该有诸葛亮斩马逻那样的严正军令。马谩不过是粗心大意，致使街享失守，为整个战略形势带来了巨大损失。马设的死是殉法，他是作风问题，不同于王潘的谎报战功，是品质问题。
而李商隐所揭露的讨伐李同捷的战争，有的征讨军的方面军主帅，本身就是奸细，朝廷方面对此明知而又不敢问，所以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象滑稽戏一样开幕的。唐敬宗死后，刚即位的唐文宗一开始并没有敢对李同捷采取断然措施，只是把他从横海调到竞海，在职位上还作了提升，从节度副使提为节度使。
就是这样李同捷还不肯接受，以“部下挽留不放”为托词，拒绝朝廷方面的任命。在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准备好兵马，筹足了粮草再三请命进讨的情况下，朝廷方面才稍有决心。王智兴的请命，也不完全是想为朝廷平定内患，而是怀着邀功请赏的侥幸心理。
唐敬宗像
征讨李同捷的战斗刚刚打响，征讨方面军的主帅史宪诚不断向李同捷暗递秋波，以粮草相助。领着朝廷的军饷，又拿着军饷去援助叛军，这不是拿黄金买“斗心”又是什么？在征讨李同捷的七大方面军主帅中，象史宪诚那样的人决非仅有，更有甚者当推成德军节度使王庭凑，他先暗中买通沙陀酋长朱邪执宜，叫他去帮助李同捷，接着又“以盐粮相助”。对王庭凑这种明目张胆的助乱行为，朝廷方面是敢怒不敢言，决定采取“宜且含容”的姑息态度。
讨伐战争正在进行中，魏博节度使史宪诚部大将元志绍作乱，这一来又不得不动员各路人马讨伐元志绍。元志绍是李同捷的奸细，可是史宪诚又何尝不是奸细，这是小奸细不服大奸细，大奸细压小奸细的战争。
讨伐战争胜利在望了，王智兴妒嫉部下大将石雄得人望，有战功，于是以调防为名，杀害了一百多个亲近石雄的人，并且诬陷石雄“摇动军情”，“请诛之”。朝廷方面明知石雄是冤枉的，可是不敢得罪王智兴，只得将石雄流放。在战争胜利后受降时，还演出了柏蓄夺降冒功的丑剧，这我们在注解中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事实，再细心体味李商隐的诗，诗人“几竭中原买斗心”的判断，是多么令人折服的天才概括啊！失街亭的马谩在这些腐败无能的将领面前，真还不失为是一个殉法而死的军人，晚唐将领在品质上连谎报战功的王潜都不如，因为王潘至少还不是个奸细。“军令未闻斩马谬，捷书惟是报孙歆”，诗人的长鞭所及，抽打的已经不光是腐败无能的进伐将领，而是高踞其上的无能朝廷。
正因为“军令未闻斩马谬”，才纵使将领们谎报战功，堕为奸细。又正因为所有的“捷书”都是谎言，法不治众，象“斩马谩”那样的严正军令就更加难以颁行了。李商隐在《随师东》中为我们描绘的晚唐帝国，就象一个烂西瓜那样，内腐外烂，是一个无药可医的没落王朝。诗人的笔意运行，并没有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高级将领的腐败上，但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诗人，又不敢过于明显地对朝廷方面提出指责。这首诗的第五、六句是十分含蓄的：“但须糖巢阿阁，岂假鸣骋在泮林？”
“誉梅”是神鸟，“阿阁”是宫庭，诗人似乎是在小心谨慎地特意选用一些虚泛的词语。对“但须鹫檐巢阿阁”，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成诗人在呼吁要有贤明的宰相辅助皇权。但是，真正“巢”于“阿阁”的又恰恰不是宰相，而是象征着最高皇权的人物。
在这里，我们不必过于追究“鹫檐”到底是象征谁，反正它是意味着当时中央最高皇权。那就象金字塔顶端的最高权是通过宰相体现也好，是通过皇帝直接体现也好，总之，它是最重要的。在这句诗中最值得我们细细咀嚼的倒是“但须”二字。诗人通过“但须”二二字，把“盏蔫巢阿阁”提到是一切条件中的最重要条件，一切因素中的决定性因素。在封建社会持有这样的眼光，国力是犀锐的，胆识也是过人的！
神鸟
只要能有“跨套巢阿阁”，那么“鹅鹦”就不可能、也不允许“在泮林”。在“岂假鹏鸦在泮林”这句诗中，“鹏骋”和“泮林”也同样是带有虚泛意味的词语。诗人选用这样的词语，意在尽可能地扩大诗句的内在容量。
“鸱劈”既然是一种恶鸟，它可以是泛指一切庸人、坏人、恶人。“泮林”，它作为古代的最高学府，它是意味着皇都，也可以象征被落镇割据了的地区。总之，只要没有“鸱劈”，那就意味着内乱平定了，外患消失了，政治廉明了。它从另一个侧面标志着国运的昌盛，国情的美好。
可惜这一切还是“但须”和“岂假”，是在假设的前提下成立的，是在想象的愿望中产生的，诗人所提供给我们的严峻现实是：“可惜前朝玄郡，积骸成养阵云深”。“玄菟郡”是汉武帝拓边时建立的，它的前身是高句骊国。从地理方位上考察，诗人这次随令狐楚东行，是不可能经过这里的。
李商隐之所以穿过时间的阻隔，打破了地理方位上的限制，偿用了汉武帝元封四年所建的这个郡称，是为了表示诗人对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君王的怀念与敬慕。通过对汉武帝所创立的汉室鼎盛期的怀念，正是对目下国势衰败的咽叹。值得患虑的还不仅是眼前的战乱，而是通过战乱所预示给人们的颓势。战乱虽然已经结束了，但造成战乱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她以导致李唐帝国覆灭的危机正在潜伏着，而且大有加剧的趋势。
汉武帝
《随师东》的最后一句是：“积骸成养阵云深”。“积骸成莽”，是对战乱后满目苍夷的景象的如实描绘；而“阵云深”则是对未来的警示。事实也正是如此，据史书记载，这场战争导致“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十无三四”。最后，李同捷的叛乱虽然平定了，但上层统治集团之间派系斗争有增无减，藩镇跋扈的情况与日俱烈。晚唐帝国就是在不断加剧的派系斗争中，在频繁不断的叛乱中，最后通过农民大起义把它埋葬的。
在这首诗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艺术特色是诗人精心于对矛盾的组合：每两句是一组矛盾，八句诗组合成四对矛盾。诗人通过这四组矛盾，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李唐王朝捉襟见肘的“肖像”，这“肖像”是从内在精神中摄取的，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未来的悲剧性命运。
以“万黄金”来“买斗心”，这是一对深于讽刺意味的矛盾。未闻“斩马谩”的军令，是造成惟有“报孙歆”的“捷书”的根本原因；这是一对因果关系的矛盾组合。同属因果关系，设有“馨檐巢阿阁”是主导因素，“鸣骋在泮林”是必然后果。最后，诗人是将历史上的盛况和现实中的衰败作对比，通过强烈的矛盾对比，预示了现实的必然发展趋势，从而谱成了一曲为李唐王朝送葬的挽歌。
在这四组矛盾的组合中，诗人又不是并列对待的，不是把责任归结于上层统治集团，并且从中看到了真正承担灾难和痛苦的却是无辜的人民。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能有这般眼力，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能对人民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寄子如此真切的同情，这更是值得赞扬的。
参考资料
《随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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