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朋友被一家规模不算小的家族企业高薪挖去做总裁。可以说，老板给了他充分的信任和授权。老板的家族成员不管怎么找他闹，老板也都顶住了。但是，他还是在不到一年的时候离职了。
因为之前一直有交流，对前因后果，我也算比较了解，他找我复盘，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临走之前，老板给他的评价是最中肯的，“你还是太操之过急了”。面对巨大的利益调整，需要有耐心，也需要有方法。
很多空降兵高管，其实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想在和老板的互相信任的蜜月期结束之前尽快作出比较大的成绩。基本上问题就出在了这个“尽快”上。
其实，在他真正就职之前，老板就提醒过他，要求他在五年左右的时间能够解决就可以了，不得不说这位老板还是非常清醒的。
人性的贪婪和恐惧，让我们在面临已有的利益可能被剥夺的时候，天然的会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全感，并以此作出很多极端的动作。其实，他并不是不知道，这是要解决长期的问题，而长期问题的解决，可能对谁都好，是一件共赢的事情。
所以，我前一段时间专门写过一篇：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要对人性的善有任何期待，有些朋友看了会觉得不舒服，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其实，总结下来，我这位朋友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老板说的操之过急，另外一个就是策略选择的问题。我一直在讲《管子》，《管子》里其实有很好的建议，这个我们放在后边讲。
从古至今，能够功成身退的人少之又少，范蠡是其中一个。范蠡说：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
其实，一个就是时机的把握，也就是不能操之过急，而在此之前，更多的是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最终的成功可能就是一下，但是准备的时间，可能极其漫长。而事不究，就是对于事情发展的走势，缺乏全盘的把握，对其中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缺乏必要的预案。
对于个人来讲，我们经常说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但是对于企业和单位内部却是另外一回事。
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职场经验，企业里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但是很少有人去提。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我们很多领导者，习惯于，谁提问题谁负责，二是提出问题的人，绝大多数对具体的解决方案缺乏深入的思考。而且，很多公开提出问题的人，也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这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再提问题。
我们今天就重点来看一个提出了问题，但是对于以此引发的混乱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没有准备好详细的应对方案的人的悲剧。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苏轼的《晁错论》。前边我也写过几篇分享历史上著名的策论的文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对这段历史比较了解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晁错是典型的法家人物。历史上纯正的法家人物，下场一般都不太好，因为法家们更讲究的是冷酷无情，法家的核心就是法、术、势。在创业阶段，法家能够起到很重要的积极作用，因为他能够将规则简单化，充分激发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但是长期来说，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而法家的具体执行者，在法、术、势中的冷酷无情，让他们逐渐成为了利益冲突的焦点，成为众矢之的。
其实，晁错做出过很多贡献，包括重农贵粟、移民实边等等，他提出的削藩建议，中肯的指出了汉王朝面临的重大隐患，包括贾谊也提出过削藩的建议，可以说当时的有识之士，很多人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但是敢于以身犯难的人少之又少，而晁错在汉景帝的摇摆不定中，在袁盎等人的进言下，在七王们：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之下，晁错被满门抄斩，而自己也被腰斩于东市。
司马迁对其评价是：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李贽：错但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也。
其实，李贽这里的评价，所谓的善谋国，更多的是说晁错敢于以身犯难，挺身而出，更多的是从情感上来说的。
历史上对于晁错的评价大部分都是偏向于正面的，而苏轼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责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这篇策论文字不是很长，也不是很难懂，就不逐字逐句的解读了，只解读其中重要的部分。
其实，在第一段里，苏轼就给出了这类情况的根本性的判断。
在貌似太平无事的时候，只有少部分人能够看到隐藏的巨大危险，而只有那些君子豪杰之士，敢于以身犯难，挺身而出，置个人安危命运于不顾的人则少之又少。
真正能够善始也能够善终的是什么样的人？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重点就在于这个吾发之，吾能收之。也就是说，你不能只捅了马蜂窝，而不知道应该如何收场。
任何事情，都是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有序的过程，打破原有的秩序很容易，但是如何重建秩序则需要大智慧。
而晁错的悲剧就在于：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责天下之祸，必集於我。也就是七王们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的时候，晁错选择了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的方式，这不光让他的反对者们抓到了口实，也让他失去了汉景帝的信任，让自己变成了众矢之的。
苏轼的思考是：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也就是说，历代以来，很多人对于晁错的评价都是，因为忠于汉王朝而遭受了灭门之祸，而不知道晁错之所以有这样的下场是自取其祸。
苏轼对此的评论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事前考虑不周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认为，古往今来，能够成大事的人，既要有超世之才，也要有坚韧不拔之志。
对于削藩这种触及到整个汉王朝利益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大事件面前，从晁错后来的应对来说，是缺乏通盘的考虑，以及因此可能引发的巨大混乱缺乏必要的应对策略。也就是苏轼所说的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也就是说，在这之前就要对于必然会发生的情况有着清醒的认识，到了大难临头的时候，才不会心生畏惧而退缩，而要要对这些事情的长期性、持久性有充分的准备，这既包括心理准备，也包括各种预案。而这个时候，晁错的选择是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也就是把责任和风险推给了汉景帝，这也让他失去了汉景帝的信任，为袁盎的离间提供了基础。
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晁错本身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面临这样的巨大危险的时候，苏轼的建议是什么呢？
第二点：晁错的自全之计
既然已经，事已至此，可以说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是晁错的一大昏招。苏轼的建议则是，这种时候，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也就是说应该是晁错自己亲自带兵讨伐吴楚等七国，这样做，战果是什么样，还说不定，也就是说晁错这时候还有一线生机，而他做出了最差的选择。
所以，苏轼总结说，要做大事，不光要有超世之才，还要有坚韧不拔之志，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
我们最后来说一下，《管子》里的思路建议：
《管子·中匡》
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诛大国之不道者，可乎？”对曰：“爱四封之内，而后可以恶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后可以危救敌之国；赐小国地，而后可以诛大国之不道者；举贤良，而后可以废慢法鄙贱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后必有废也；必有利也，而后必有害也。”
简单的翻译一下：
这一段是讲，齐桓公问管仲，如果兵力强盛以后，是不是就可以讨伐那些胡作非为的大国了呢？这里管仲给出的答案是，必须先安顿好内政，再结交诸侯，获取国际支持，然后才可以讨伐那些胡作非为的大国。
对于国内，就是必须让那些贤良的人能够被任用，然后在把那些不尊重法律，不称职人的处理掉。
这一段重要的就是”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后必有废也；必有利也，而后必有害也。”
这里管仲的原则，简单点说，就是先立后破，也就是先奖励那些符合自己想要引导的方向的人和行为，也就是我一直说的，就是先奖赏那些管理意义上的好人，让这些符合组织价值观的人得到奖励，然后再去解决那些不符合组织价值观的人。这和中医上的思想是一样的，就是扶正祛邪。因为正气越来越强，邪气自然就会消减，这也是阴阳此消彼长，动态平衡的逻辑。
不管是《晁错论》里说的消藩，还是我们企业中的各种变革，其实，说到底，都是利益的调整，利益越大，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就会表现的越明显，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认知，低估了因此可能会引发的巨大混乱，可能都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后果。而到底是该选择先破后立还是先立后破，则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选择，在利益相对较小的时候，同时你具备相对而言极强的掌控力的情况下，不妨选择先破后立，而利益越大，选择先立后破，可能是更为智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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