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壁画复原的路并不孤独
——从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想到的
作者：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如何抚平历史的创伤？通常，我们会把这个重担交给时间。让时间的漫漫黄沙荡平历史的一切，不管是曾经的柔情蜜意，还是痛彻骨髓。记忆消失之后，痛感自然随风消散。加害者的真诚道歉，应该是治疗历史伤痛最快捷的方案，此外，还有什么途径？近读赵莉的《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影像集》，忽然发现：多年来，赵莉从事学术研究，正是治疗历史创伤的一个新方案。
复原后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资料图片
近年来，丝绸之路的旅游热度高涨，新疆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等地，莫不游人如织。这里有深沉的历史记忆，故城的一砖一瓦，都是历史的诉说者。走在玄奘走过的道路上，同样的山川大地，同样的风吹日晒，唤醒的历史意识提升了人生境界，壁画中的人物与色彩，深化了我们的审美感受。但也有刺心的痛，让你久久不能忘怀。往往，正是一幅壁画最重要的部分，被人完整地切割下来，刀痕依然整齐地悬挂在墙上。这样的画面，如何欣赏？如此巨大的创伤，怎能不引发伤痛？
这些创伤的发生，今天已经清清楚楚。1903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成员，第一次来到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他们除了正常的拍照、记录之外，竟然揭取壁画。1909年、1912年，大谷探险队又先后两次到克孜尔揭取壁画。这些壁画如今主要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中央博物馆、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中国旅顺博物馆和一些私人手中。俄国人1906年到达克孜尔，第一次揭取壁画。1910年、1915年，又两次到达库车，他们在新疆获得中国文物2000多件，其中出自库车的壁画有几十件。这些文物现藏于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由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组织的“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从1906年至1914年先后四次到达新疆，重点工作对象就是克孜尔石窟。1933年，德国公布所藏克孜尔壁画252块，面积达328平方米。考察队成员勒柯克甚至把一个石窟的壁画全部切割下来，回到德国建成同样尺寸的石窟，再把壁画镶嵌上去。二战时，这个石窟与很多壁画一起被毁。勒柯克揭取的一些壁画，被卖到世界各地。
根据统计，仅克孜尔千佛洞，就有近500平方米的壁画被揭取，有50个洞窟遭受创伤。遭受西方探险队破坏的新疆佛教洞窟，当然不只是克孜尔。
历史之痛，要用学术的方法医治。赵莉是新疆龟兹研究院的研究员，从1998年开始，她和同事走上了这条漫漫的疗伤路。他们熟悉克孜尔千佛洞的每个洞窟，根据墙壁上的刀痕，测量每一块被割取壁画的大小，然后寻找海外资料。各个博物馆的图册，哪怕是一张十分模糊的照片，他们都认真记录、排查，判断每一方壁画原来的位置，就像母亲，根据点滴信息寻找丢失的儿女。有时，看到一幅壁画照片，很难判断出自哪个洞窟，这就要重新核查洞窟，一遍又一遍，在石窟上下攀爬。千百遍，抚摸着洞窟上的刀痕，想着遥远陌生国度博物馆地下室里孤苦伶仃的一块壁画……然后，他们按图索骥，走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德国、俄国、日本，凡是藏有克孜尔壁画的地方，都留下了赵莉的身影。
《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影像集》就是赵莉寻找克孜尔壁画部分成果的结晶。《影像集》介绍每个石窟时，先展示一幅该石窟现在壁画被剥离后的残酷景象。有的石窟，如第四窟，被剥走的壁画远远超过残留的。有的石窟，因为揭取壁画，造成了窟壁一副千疮百孔的模样。然后，《影像集》给出一块壁画的照片，注明壁画的内容、尺寸，原本所在墙壁的位置以及现在所在博物馆。最后，把这幅壁画照片，镶嵌到原来的位置上，再拍一张照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幅完整的壁画获得复原。还有很多壁画没有找到，肯定有些壁画永远也找不到了，所以复原仅仅完成了一部分，一些裸露的墙壁依然刀痕累累。这是纸面的复原，不是真正的复原。真正的复原应该是让壁画回到原来的洞窟。但在今天，我们理应满意。
是伤痛就要治疗。赵莉所走的路，也不孤独。1930年，陈垣先生编辑的《敦煌劫余录》出版。中国的敦煌宝藏，大量流往海外，陈垣先生的书名，表达了深刻的痛苦。陈寅恪先生在为此书作的序中说：“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然而，陈寅恪先生整篇的序言讲的却是如何研究敦煌学，中国人应该努力研究，只有如此才不负国宝。痛恨国宝流失，是伤心表达，研究国宝，是治疗伤痛。敦煌文书是国宝，克孜尔壁画也是国宝，流散已然发生，我们的努力只能是加强研究。赵莉的研究成果，陈寅恪先生有知，应该感到欣慰。
更值得欣慰的是，赵莉的复原研究，得到了德国、俄罗斯相关专家的大力配合。文物的复原研究，对于文物的故乡和现在的收藏地同样意义重大。随着正确文物观念的普及，面对曾经的历史，收藏之地也不无压力，而复原工作，可以一举两得，疗伤与救赎并存。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03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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