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注意到，治愈出院病例是死亡病例的7倍。这一切说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统一部署下，各地联防联控机制及严格管理等防控措施正在发挥作用。疫情发生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及时采取防控措施，医疗专家及时研究调整诊疗方案，医护人员精心照料和治愈患者。
为抗击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协调全国医疗资源，组建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截至2月16日，全国各地包括军队系统驰援武汉的医务人员已达3万多人，有1.1万重症专业医务人员参与救治武汉重症患者，占全国重症医务人员资源近10%。
1月26日到2月7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已派出三批137名医务人员挺进武汉，开展医疗救援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该院院长乔杰亲自带队出征，该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沈宁等随行。
该院危重医学科医生赵志伶参加了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来武汉参加抗疫战斗。以下是赵志伶从前方发回的援鄂日志。
2月18日 武汉
我们第三批和前两批派出的队伍在武汉汇合已经12天了。我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医疗队接手了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B11西区病房。2月9日，病房“开张”，病房很快就收满了。我们医疗队里有个叫田慈的医生，病人好像约好了一样，病房里的大多数病人都是在她的班上收入院的，可苦了她了！
经历了不到一周的磨合期，大家对工作流程都比较熟悉了，可真正的战役也打响了！因为病人病情加重的速度超过我们的预期！
病人需要进行气管插管，需要更多的有创呼吸机，需要密闭式吸痰器，我们不知道领导打了多少电话，协调了多少事情，最终我们病房拿到了呼吸机，在和麻醉科合作的基础上迅速为患者进行了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问题也来了，多个机器同时运转，氧源供应不足，因为这个病房在中法新城院区建设设计的时候是普通病房，并不是为重症病房准备的，怎么办？乔杰院长对我们说：“战时情况紧急，没有条件我们也要创造条件！”，最终还是乔杰院长出的主意,把墙壁氧留给呼吸机患者，未上机的患者采用氧气筒吸氧。
为了解决污染区和清洁区沟通障碍（因为污染区的文书不能带至清洁区），我们采用了对讲机，手机微信等方式。但是大家觉得在沟通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决定每天晚上不当班的医生对患者治疗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方便大家对患者病情的每一个细节更加熟悉。
我们来自不同的科室，采取组长负责制的小组诊疗模式。我们每天面对的是重症患者，我们希望那个令人痛心的“死亡人数”永远是“零”！没有一名医生愿意留在清洁区，都要抢着进病房。病房里几乎每天都有抢救，多年的职业素养使抢救紧张而有序。昨天正当我们组和5组的潘维伟医生交接班时，有位患者情况突然恶化，潘大夫立即组织抢救，张佳男给患者进行胸外按压，杨航紧急给患者置入了深静脉置管，方便抢救用药，徐阳执行抢救用药口头医嘱......队里几乎每一班都参与过这样的抢救，都在与死神做斗争！
重症患者救治是抗击新冠肺炎战役中最艰难的战役，我们必须冲锋在前，为最后的胜利战斗！加油，三院必胜！加油，武汉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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