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分析疫情期间的假新闻，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以受众情绪为“杠杆”，通过触发情绪进行病毒式传播，从而实现眼球经济背景下的商业目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利用传播学规律的做法，往往十分有效。
首先，诉诸情绪能够减少受众核实信息来源、质疑新闻真实性的动力，客观上降低了假新闻传播的成本和阻力。一些假新闻看似在陈述“事实”，可是无论是在表达方式还是内容选取上，都被嵌入了一种观点倾向，也刻意挑动着某些特定情绪。正如安妮·杜克在《对赌》一书中所说：一些信念一旦被确立，就很难去除。已经得到强化的情绪和信念会使我们选择性接受新闻，而较少去质疑证据的有效性。
比如，在郭某鹏等一些隐瞒接触史的真实案例被报道后，公众已经形成了对此类不负责行为的担忧和愤怒情绪。此后不少“毒王”假新闻与真假信息拼凑而成，迎合和激发着此类情绪。
与平时相比，人们在疫情期间的情绪本来就有较大波动。焦虑、恐惧、愤怒等负面情绪很容易被不法者利用和消费。社会上固然存在少数不负责的疫情扩散行为，但是，假新闻的炮制和传播将个例普遍化，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和对立情绪。
与此同时，随着受众越来越多地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人们在接受信息本身的同时，往往会伴有社交“好友”转发时的评论，从而影响了自身对新闻的独立判断力。此时，受众很容易身陷“朋友圈幻觉”之中，被较为同质化的群体性情绪感染，降低对假新闻的警惕。
以情绪为“杠杆”的可怕之处还在于：与专业平衡的新闻报道相比，它们有时更容易激发受众转发、评论的冲动，从而扩大了假新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正如媒体人周轶君所说：与平衡的声音相比，反而是越偏激的声音跑得越快，因为它会引起情绪，而社交媒体的本质，就是传播一种情绪。数据上的“好看”，也使“标题党”“假新闻”显得有利可图，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回顾历史，我们可能会失望地发现：假新闻就像是一种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它会随着技术和平台的变化而不断迭代，对它的治理似乎难以毕其功于一役。不过，尽管表现形式千变万化，假新闻对于受众心理和情绪的利用机制却并无大的差别。随着假新闻“骗术”更加复杂和隐蔽，要想更有效地与其斗智斗勇，就需要社会各方从其制造和传播机制入手，合力应对。
一方面，要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灵活、及时地予以审核，建立事实核查和辟谣平台，减少虚假消息的误导。另一方面，也要依法严格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假新闻不因“制造成本”过低而泛滥。
面对假新闻制造者为人们“量身定制”的情绪“病毒”，受众也有必要加固自身的心理防线。尽管要求受众事事都去核查并不现实，但还是可以从识别典型的套路入手，培养对各类新闻的合理质疑能力。比如，在接收一条内容耸动、引起强烈转发冲动的信息时，我们不妨先问问自己：我的情绪是不是被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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